太子酒店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酒店的法人代表是梁灶暖。这个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名字，正是梁耀辉之父。梁父80多岁，耕田人出身，文化不高，太子酒店的法人代表显然只是挂名。

　　“东莞很多企业的法人代表都不是老板，只是职业经理人。有些老板找自己的岳母、小舅子当法人，自己不出面。”许青梅是东莞人，大学毕业后在东莞一家本土银行工作，跟东莞企业家有业务往来，深谙东莞富豪的行为方式。“这样有两个好处，”她说，“一个是不让别人知道企业是他的，另一个是不用承担责任。”这反映了东莞富豪低调的性格特点，当别人努力想在富豪排行榜占据一个好名次时，东莞富豪却唯恐避之不及，生怕一不小心变成首富，树大招风，风险和责任找上门来。

　　深层次的原因是，东莞富豪对资本原罪有意无意的规避。“很多老板都知道，自己的钱或多或少都是不干净的。”业在东莞酒店的长期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东莞老板不愿出名的原因。

　　很少有地方像东莞一样，酒店跟紧密如同连体婴儿。考察东莞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史和酒店发展史，能够发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

　　1980年代的东莞酒店业，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入90年代，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使东莞成为中国对外经济的前沿，制造业勃兴，港台客商涌入，每年50多个大型会展，对高端酒店业产生了强劲需求。

　　从1995年至2008年金融风暴之间，是东莞酒店业的黄金时代。1996年，东莞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银城酒店，由建设银行投资兴建，迅速成为东莞地标。同一时期，东莞民营企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马不停蹄地杀入酒店业。东莞本土的三正集团、富盈集团、宏远集团，分别投建了三正半山酒店、富盈酒店和宏远酒店。

　　据东莞旅游局统计，东莞饭店产业集群中，共有超过400亿的民营资本投入，占东莞整个饭店投资的95%。创造了“全球星级饭店密度之最”，至今没被超越。

　　“东莞老板热衷投资酒店的原因，跟‘地租经济’如出一辙。”许青梅认为，为迎合制造业，东莞人兴建了大量厂房，出租给投资者。随着1000万外来工涌入，他们又盖出租屋，租给打工者。在制造业大发展的时代，东莞人仅靠厂租、房租便可以生活富足。

　　许青梅的父亲把自家住宅盖到六层（政府规定七层以上楼房需要安装电梯），共有70多间出租屋，每间以200元左右的低廉价格租给打工者，入住率七成左右，每月交给街道办的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后，净收入7000多元。“这还算少的，”许青梅说，“在经济发达乡镇，有些人家每月能收到四五万元房租。”

　　加上集体厂房出租的分红，东莞人仅靠不动产就能达到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东莞人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土地财富效应的中国人。

　　不动产投资的狂热顺理成章地蔓延到酒店。许青梅很理解同乡人心中所想，“投资贸易可能亏得一分钱不剩，酒店亏得再厉害，还剩一栋房子。”

　　业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从东莞酒店业和业发展的逻辑上看来，两者几乎无法脱离对方而独存。

　　“他们都是由制造业带来的大量客商而蓬勃发展，又在发展过程中紧紧相拥。”东莞赋诚律师事务所主任汤瑞刚是东莞引进的第一个法学硕士，他1991年第一次踏上东莞土地时就注意到这一点。“大街上、巷子里、桥下、发廊里，已经有了很多站街女。”

　　酒店多了，女群体也随着酒店的等级产生分化。高级妓女服务于星级酒店。低级的仍然站街，50元、20元的都有，为低收入者提供服务。东莞上千万外来工，孤独漂泊异乡，青春被在流水线上，这些“性压抑者”也是潜在的“性消费者”，受收入水平所限，他们购买性服务的地方多半不在酒店，而是在逼仄简陋的发廊。

　　嫖娼属于非法行为，时刻冒着扫黄的风险。但东莞的务实精神又为扫黄提供了缓冲和保护。长期以来，当地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打击嫖娼，会打击外来客商，打击外来客商，则会打击东莞经济。”

　　在历次扫黄打非中，东莞确立了不伤害经济的原则。有一任东莞市委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干什么都不能影响经济。在金融风暴重创东莞外贸的时候，地方官员不允许任何力量破坏已经脆弱不堪的东莞经济。这就使得公安机关在扫黄时投鼠忌器，隔靴搔痒。

　　东莞的酒店经营者迅速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业在酒店中的存在，刺激和促进了酒店的入住率，既有慕名而来的消费者，又有忠心耿耿的回头客。

　　这一发现促使酒店和业深度媾和。通常情况下，投资酒店需要8至10年才能回本，但业像强力一样把这个进程缩短为4至5年，甚至更短。

　　“以黄江太子酒店为例，不算客房，只算桑拿房，100个房间，一次莞式服务两小时收入600元，每天只算10个小时，一间房一天就3000元，全部满房的线万，一年至少一个多亿。”东莞赋诚律师事务所主任汤瑞刚根据央视公开的资料替太子酒店算过一笔账，他的结论是“最理想的情况太子酒店投资3亿，两年就能回本”。

　　暴利驱使下，原来没有桑拿的酒店，在主楼旁另起一栋辅楼，专营桑拿。太子酒店则是新建一个大酒店，将原来的酒店重新装修，整体作为桑拿部。甚至一些国际酒店品牌，也冒着毁掉声誉的风险，在酒店中容留桑拿区。东莞的高级酒店，多数有桑拿，少数如御景湾、会展国际没有。没有的原因众所周知，它们主要负责政务接待。

　　桑拿这种源于芬兰的蒸汽理疗方式，在东莞慢慢变成了行业的代名词。吃完饭说“去桑拿”，东莞人心照不宣。

　　很多酒店老板聪明地将桑拿部承包出去，名义上由第三方经营，实际是为了规避扫黄风险，出了事不会牵连到酒店整体。但酒店和桑拿在经济收益上紧紧在一起，其实无法进行实际分割。

　　据知情人介绍，酒店业务分为餐饮、客房和娱乐三部分，客房和餐饮由酒店自己经营，娱乐主要包含桑拿和卡拉OK，桑拿承包给一个人，卡拉OK可能承包给另一个人，不同业务，面对的是同一批来酒店消费的客人。

　　吃饭—唱歌—桑拿—开房，东莞人将这个流程称为“一条龙”。如果吃饭住宿的人少了，桑拿和卡拉OK的生意也不会好，如果桑拿和卡拉OK缺乏吸引力，客房和餐饮也会受影响。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酒店必须让桑拿和卡拉OK更具强劲的。

　　东莞的酒店经营者像调配鸡尾酒一样，在吃饭和住宿之外，加入了香艳和刺激的娱乐方式，吸引客人到酒店消费，客人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在东莞这个外来人口5倍于本地人口的城市，酒店业生意兴隆，就在于满足了客人之大欲。

　　1995年以后，港、台、外企蜂拥到东莞设厂，大量外籍中层派遣干部长期驻扎东莞，这些异乡客的生理需求成为东莞业蓬勃发展的第一道催化剂。“莞式服务”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关于“莞式服务”的源起，可信的说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台商，东莞酒店引进了他们熟悉的日式服务，并结合泰式技术，推出了最初的十几式服务项目，随着这项产业的发展，演变为三十六式、甚至五十式。

　　服务的“规范”令人瞠目，除了繁多的招式，“莞式服务”对性进入客房后的表情和动作都有严格规定，比如在某些时刻，她们被要求眼神“含情脉脉”，另一些时候，她们必须单膝或双膝下跪。事后，客人会收到一张调查问卷，对多达十几项服务进行评议，评议结果关系到性的收入。

　　“莞式服务”由专人培训。培训师可能是东莞酒店里最重要的岗位之一，他们由一些身份隐秘的人担任。在酒店里，他们偶尔身兼部长或鸡头。

　　培训师在这个行业里浸淫已久，凭借经验和阅历，将性包装成流水线上的制成品。女孩们脸上的妆看起来都一样，厚厚的粉底，黑黑的眼线，甚至口红的颜色都一样。培训师告诉她们，这样的妆容可以最大程度吸引客人。有些女孩不精于此道，每天上班前，她们会到同一家美妆店装饰自己。

　　在视客人为皇帝的“莞式服务”中，性需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屈辱。永远不能背对客人，时不时需要下跪，几乎摧毁了那些女孩的人格尊严。当她们苦闷不堪时，会向培训师倾诉。

　　很多女孩都从偏远的地方来到东莞，互相并不熟识，在封闭的工作环境中，几乎不会碰到熟人，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心，只要换一家酒店，身边的面孔就全部变成了陌生人。

　　她们的客人也是如此。20万港台派遣人士孤身在异乡，没有乡规民约的监督，面子约束成为最先蜕去的外衣。

　　在缺乏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地方，人性容易发生扭曲。东莞的情形更甚于此，这是一个从自然经济直接跨入工业化的城市，金钱和物欲几乎攫取了社会发展的所有话语权。

　　在很长时期内，东莞社会主要由三类人构成：本地人，客商，外来工。三类人各有各的生活圈子，往来甚少，一道无形的屏障阻隔了人际情感的双向流动。

　　本地人与客商之间主要是生意往来，本地人和外来工之间几乎完全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客商和外来工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显然，三个人群之间的联系本质上只是“交易”。

　　从这个角度解读东莞酒店和业，能够获得更深入的理解。性和客商，扮演了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本地人则迎合这种需求，建起了世界上密度最大的星级酒店、卡拉OK、桑拿会所，以提供完成“交易”的场所。

　　与酒店结合产生的暴利，催生了特殊的利益。在东莞，桑拿属于特许经营，在一些镇区，桑拿牌照炙手可热，出价100万元才申请得到。这块价值百万元的牌照，又如同一个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免责金牌。公安机关在例行扫黄时，会默契地对这些酒店网开一面。

　　“有一段时间公安机关查得比较严，镇领导就有意见，召集公安开会说，我们请你们把酒店管好，不是管死。”一位经常接触警界的东莞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公开场合，谈论扫黄是东莞的禁忌，私下里，他们会苦着脸告诉你，在东莞做也难。他们不愿进酒店，因为“看到了不抓又不行，影响更不好。”一位说。

　　业带给基层一种职业性的尴尬，派出所是地方治安的维护者，他们必须对业有所行动，但另一方面，囿于上级的指示，又要掌握力度和分寸。

　　中堂镇的东泊派出所就是一个容易“栽跟头”的地方。一年前，东泊派出所所长因扫毒不力被免职。张伟斌接任后不过半年，又在今年的扫黄中被免职，理由是对110报警“处置不力”。在挑选继任者时，先后有几位警员表达了不愿当所长的想法，他们私下会表示：怕“触霉头”，怕担责任。

　　黄出所所长叶玉新也因同样的原因被免职，他到黄出所就任的时间也不长。一位知情人透露，原来的所长在黄出所干了5年，离开时很不情愿，“气得冒火，没想到因此幸免了”。

　　在这些地方的警务工作者看来，在任时如果出了事，即使不失职、渎职，也要负领导责任，谁当领导都一样。“随时有掉帽子的风险。”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假如酒店老板有“通天”的本领，获得了更高级别的保护，就可以不理会市、镇两级公安。因为保护伞的效力如同电脑硬件的升级，是向下兼容的。据黄江镇知情人透露，这就是一直以来地方公安对太子酒店的服务视若无睹的原因。

　　“若无更高级别的默许，公安怎会熟视无睹？”知情人表示，“保护伞究竟有多严重，这么说吧，东莞各个镇，凡是星级酒店有桑拿的，这个镇的公安局长就难脱干系，没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谁都知道桑拿是干吗的。”

　　在经历了一个半月的扫黄行动之后，东莞警界人心惶惶。东莞市公安局建立了严厉的倒查机制，只要一个辖区内出了问题，派出所长和公安分局局长都要接受调查。为了证明自己与省公安厅统一行动，东莞公安展开了空前严格的扫黄。“桑拿无限期关闭，沐足、卡拉OK无论是否涉黄，统统关闭，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开业。”

　　3月25日，广东省公安厅宣布了一个36名涉黄的名单，其中职务最高者就是2月14日被免职的东莞市公安局局长严小康。36名中，有2人被“”，9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人接受党纪政纪处分。“省管干部（严小康）由广东省纪委进行调查，有的由公安局纪委调查，有的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纪委调查。”广东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说，“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还没到公布的时候。”

　　在东莞，广东省公安厅成立了扫黄倒查组，进行为期3个月的深挖“保护伞”行动，重点调查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及充当“保护伞”民警。

　　36人名单是初步调查结果的公布，如同划定了一个惩戒范围，让东莞警界、政界稍稍心安。但谁都不知道接下来的调查中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被捕的167名涉黄犯罪嫌疑人和62个涉黄犯罪团伙会交代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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